客座评论：中国会发生全国性抗议运动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多个大城市爆发了大学生和民众的抗议，上海的抗议者还喊出了习近平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在严厉控制游行的中国相当罕见。在中共开完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不久，即爆发民众和学生的抗议，会对中国的政局和习的权力产生何种影响和冲击，乃至出现一轮“新时代”的类似六四那样的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如何？值得注意和探究。

有舆论将这些抗议称为六四以后规模最大，其实不准确。无论在江时期还是胡时期，都爆发过人数达数万、甚至十几万的群体抗争，抗争者还捣毁了地方政府，当局用武警才把它们镇压下去。这次在上海、北京、南京和成都等地的抗议，从发布的视频看，规模普遍不大，抗议者人数在数百到上千之间。尽管如此，由于习上台后对社会反抗力量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同时强化公共支付和精准扶贫收买底层民心，几乎难以看到社会的公开抗议，因此此次发生的抗议才具有价值。

“清零”让民众忍无可忍

上述抗议的一个共同背景是人们无法忍受当局的清零政策。疫情3年，当局采取的动态清零，由于可以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人道灾难数不胜数。这次各地民众和学生的抗议，一个理由就是悼念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10条生命。

邓聿文指出，清零正给社会抗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机，并将孕育着一场社会变革运动。

中国最早爆发疫情，武汉是第一个全城封控的大城市，时间长达2个多月，民众默默忍受了。其后，天津、西安、深圳等也都程度不等地进行过封控，民众也默默地忍受了。今年4月，上海全城封控了3个月，民众还是默默地忍受了。为什么在11月底，民众就不想继续忍受？这里关键的时间点在11月初，中国当局出台了清零的20条新政。

20条的实际导向是逐步放开，这本来给了被疫情困了3年的民众一个希望，但20条出台后，防疫的放松导致疫情在中国全面反弹，各地重又收紧防疫，让民众的解封希望破灭。当局对疫情处置的反反复复，将民众像小白鼠一样随意关起来，终于使他们失去耐心。因为在清零之下，每个人都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即使对体制内的官员亦如此，尤其是处于防疫一线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早就对这种防疫方式不耐烦。大家都想改变，但受制于习近平的不放弃，只得强忍。

虽然这些抗议此时爆发看似有些突然，然而，如果从一个大的时空背景特别是习上台10年来的所作所为看，它们的发生又几乎是一种必然，迟早会来。一直有许多人担忧习让中国重回文革，但以他一人之力其实是做不到的。中国毕竟不是朝鲜，改革开放让多数中国人有了比较和鉴别，由此结成的利益结构不是习能够撼动的。何况闭关锁国对中共和习自己也不利，除非他能把私有制消灭。

可重回文革的担忧表明社会相当多的人对习的路线、政策和理念的不满，他们一直在抵制习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习试图扭转历史发展的走向，不过，在过去10年，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已经延续百年之久的现代化变迁和转型进程。而历史的样本显示，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生成，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早晚要出现。

中国亦不例外。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上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公民意识的重新复活。它让中国发生了六四学生的抗争运动，以及随后一波又一波的维权行动和群体抗争，习想强行阻断这个过程，重判了公民运动的维权者和其他反对力量，但是他不可能让公民意识在民众的头脑里消失。民众只是在当局的高压下暂时把它隐藏起来，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时机，会重新激发起他们对自由和公民权的追求。

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中国外部环境的迅速恶化、习强行开启第三任期，特别是清零，正给社会抗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机，并将孕育着一场社会变革运动。

首先是美中对抗使中国的发展环境变得空前严峻，中国经济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打压与围堵，疫情的封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尤其是今年，经济持续严重下滑，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和失业潮，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目前作为社会主体的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能够耐贫，当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因经济不景气和疫情要过苦日子，时间长了，他们不太可能适应这种状况，会驱使他们走向街头表达抗议。对当局而言，这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必须严防死守，不让它引爆。

可当局的“拆弹”方式是全面强化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对社会的暴力管控，同时部分满足大众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也许短期这会削弱社会抗争的基础，但长期来看，这样做不但不能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反而会催生大众的政治意识，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走弱，从而激发大众的抗争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对社会的躁动情绪已经完全失去感知和回应能力，更有可能如此。

原因在于，习上台后，虽注重在分配上补短板，用真金白银搞扶贫，但也使得当局必须加强征税的抽取能力，而征税抽取能力的增强又造成当局和工商阶层的矛盾激化，企业家们纷纷躺平，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一个政权，如果发展以征税为主的抽取能力与以暴力控制为主的强制能力，而忽视分配、规范能力与对大众的保护能力的发展，这种不均衡的国家能力建设会带来广泛的社会抗议。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与发展，还会制度性地制造经济与社会不平等，进而导致两极化，出现普遍的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最后严重削弱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习之前的中国很符合这种情形，江、胡时期的社会抗争和群体事件特别多，但现如今，繁荣不再，对普罗大众分配上的改善不足以弥补他们失业加剧带来的损失，从而最终并不能减少人们与当局的矛盾。

可以说，疫情之前，中国政治经济的寒冬虽然提前到来，可改革40年积累的家业让当局和个人都还有余粮可以抵御，所以民众的社会危机感只存在许多人的意识层面，没有转化成具体的集体抗争行动。疫情3年，中国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寒意增强，余粮减少，加上民众基本权益受到当局清零的损害也最严重，原先被当局压制的公民的抗争意识和抗争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正所谓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这次多地抗议，以年轻人和大学生为主，表明人们的公民意识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压迫下重新觉醒。

习近平如何回应？

至于这些抗议是否会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抗议，冲击中共政权和习的权力，还要看当局如何回应抗议的诉求。尽管有人在抗议中喊出了激进口号，但整体来看，抗议是平和的，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民众和学生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清零，要求放弃这一恶政。如果当局顺应抗议者的诉求——这也是社会多数人的诉求，放开疫情管控，并同意不对抗议者秋后算账，应该能够很快平息抗议行动。但假如当局判断抗议的背后有海外敌对势力和国内阶级敌人的渗透和煽动，要在中国借清零搞颜色革命，推翻中共统治，则下一步必然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如果在此过程中造成流血事件，无疑会使矛盾激化，全面唤醒民众心中多年来对政权的被压迫感，从而让目前只是局限在大城市特别是校园的抗议活动全面开花，蔓延全国，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抗议风潮。那个时候，民众的抗议诉求就会升级为放弃中共的一党专政。

11月27日，北京亮馬橋一帶，不只示威者高舉白紙抗議，過路汽車也鳴笛聲援。

习近平是否预期到清零会带来这个后果，不清楚，但显然，他是有这个危机感的，他一直强调斗争精神，要求干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因此，或许他也做好了当社会危机和社会抗争发生后的准备和预案。以习的认知，他不大可能只是认为这些抗议出于单纯的对清零政策的不满，而是背后有敌对势力的捣乱，假如他是以这种态度指令地方官员处理抗议风潮，就很难不使事情不升级。

不过，不管当局如何处理民众和学生的抗议，事情发生于二十大结束后不久，对习的权威都是一大打击，表明他过去三年的防疫是失败的，进而说明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国领导人，会动摇党心，激活党内尤其高层对他的不满。二十大后习的连任显示他在党内没有制约力量，各派系被他压制下去。但是党内高层的不满并没有消失，只是不敢发作，现在这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些抗议而全盘复活。尽管如此，鉴于习和他的亲信全面掌控了党政军大权，党内不太可能出现公开挑战他的力量，北京的中央也不会分裂，除非真出现流血事件升级为全国抗议运动。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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