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支聯會：國安法下悼六四 試煉港人良心底線

(德國之聲中文網) 年復年照亮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一直由支聯會舉辦。但是踏入第32個年頭，不止晚會被禁，多名骨幹相繼身陷囹圄，這場記憶與遺忘的戰爭陷入苦戰。昔日在香港最和平的運動，今日成為危險抗爭。支聯會現在由37歲的大律師鄒幸彤領軍，她說已經做好入獄準備，但在那天之前，她不會退讓底線。

德國之聲：警方連續第二年以防疫為由禁止維園燭光晚會，支聯會也隨即宣佈不會舉辦集會，你本人在六四周年當天有何計劃？

鄒幸彤：我會以個人名義去維園燃點燭光。無論用哪種形式，重要的是人們能夠公開地悼念六四屠城。我們要把那份精神和抵抗持續下去，如果大家都沉默，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後，我擔心一切都會絕跡。我們有某種責任為公民社會注入動力。在法律上，我有權利去任何公眾地方，我並非發起任何集會。但在政治上，我已經預備好面對後果，政府當然會找藉口起訴他們不喜歡的行動。

德國之聲：為何「燭光」和「維園」那麼重要，讓你在今時今日的緊張氣氛下仍然堅持以其作紀念？

鄒幸彤：我認為那問題是，為何政府那麼竭力阻止維園亮起燭光？那說明政權在意過去31年的燭光。香港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全球其中一個持續最久、最大型直指中共不是的運動。讓燭光從維園消失，對政權和人民來說都是一回事。如果政權把燭光禁絕，代表它成功把香港人嚇怕。

燃點燭光的意義已經超越悼念六四，還代表香港的身份——到底我們還能否抗爭、抵抗、以行動捍衛自身自由。作為多年具標誌性的傳統，燭光本身就是一個強烈訊息。任何人只要在六四當天手持燭光，無須解釋，所有人都會心領神會當中的意思。我對香港人有信心，大家會找到方法表達哀思。我不認同要誇大恐懼，我們要懂得分辨真實和虛假的風險，在現今的政治氣候下尋找行動方法。

德國之聲：今年也是香港實施國安法後的首個六四紀念日，對現今局勢的意義是什麼？

鄒幸彤：今年六四會是個測試，反映港人還會否抗爭和守衛我們良心的底線。在香港社會，六四已經成為良心的底線。我們面對的是，對良心和是非價值觀的直接攻擊。

德國之聲：親北京陣營接連有聲音質疑支聯會的五大綱領，特別直指「結束一黨專制」的主張違反國安法，支聯會會因而調整立場嗎？

鄒幸彤：五大綱領是支聯會的核心，如果改了就不再是支聯會了，所以不會改。再者，這並不是一個關於法律的討論。那純粹視乎政府是否容忍斥責一黨專政和爭取民主的人存在，法律並沒有明確指出怎樣才算犯法。作為一名律師令我困擾的是，政府不斷以法律語言包裝政治目的，這是錯的。

即使我們反對現狀，認為一黨專制是錯的，那觀點是否受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如是，那就繼續吧。風險不在於某些口號或綱領，在於我們做些什麼。如果我們真誠地爭取結束一黨專政，那些風險永遠都會存在，刪除某一句口號並不會令我們倖免於難。

德國之聲：支聯會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否因為國安法而改變運作模式？

鄒幸彤：我們會尋找其他實踐方法，但是不會自我審查。恐懼的氛圍，支聯會成員一個個入獄，人力和資金不足，這些都是挑戰。但歸根咎底，最大的挑戰來自政府的打壓。當局威嚇參與六四活動可能違法，透過所謂中間人發放法律基礎不清的風聲，但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我審查。

德國之聲：親北京輿論近日醞釀要求政府取締支聯會，你們如何應對？作為老牌社運組織，現在還有多大生存空間？

鄒幸彤：毫無疑問，政府想把支聯會連根拔起，問題只是他們為此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一天有多快來臨，取決於我們有多頑強地抵抗。如果政府覺得取締支聯會的成本非常低，沒人會反抗和吭聲，那他們當然很快就會動手。相反，他們可能會再見機而行。這是雙向和互動的。

我們對此當然有心理準備，但是社會運動的未來並非一個組織的存亡所影響。只要民主運動能夠持續，總會找到其他方式推進民主變革，不必依賴支聯會。

德國之聲：近月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不少中堅分子陸續入獄，首次在牢中渡過六四。作為年輕一輩，在這時勢下肩負領導工作感到壓力嗎？

鄒幸彤：當年被邀請當副主席時，我只認為那是一件該做的事，沒有想太多。現在，我很慶幸能夠代表許多在囚的朋友做這件事，至少我還能為他們做點什麼，那並不是壞事。每次目送同伴入獄的時候，心情都很差，身邊又少一個並肩作戰的人。但我必須克服它，繼續做事。即使未來我坐牢了，我依然會找方法悼念六四，悼念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德國之聲：但你自己也正面對控罪，去年因自發到維園悼念而被起訴煽動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觀乎近日法庭就同類案件的嚴厲判決，你打算怎麼應對？

鄒幸彤：我仍在考慮細節，但是不認罪是我的底線。我真誠地認為我們無罪，我不認為在中國治下的法庭有權裁定悼念政權屠殺的人有罪。最壞的結果是我要入獄，我已經作此準備。如果仍然想在中共統治下爭取民主，入獄是必須接受的選項。

在香港，坐牢已經一點都不罕見，我很多朋友都在裡面了。即使我要坐牢，也算是很晚進去了，不算什麼。只要一天還沒被關押，我們會繼續支聯會的工作，誰知道三、四年後會是什麼光景？

德國之聲：六四事件的時候你只有幾歲，是什麼讓你如此委身這抗爭？

鄒幸彤：六四屠城啟蒙了我。從小開始，家人就會帶我參與維園燭光晚會。在富裕的香港長大，我受盡保護，不愁生活。六四燭光晚會擴闊了我的眼界，讓我知道原來世界很壞，不過在晚會上，我能夠發聲尋求改變，以行動幫助世界變得更好。那是我參與社運的起點，六四對自己來說一直有著特別的意義。後來接觸到參與八九民運的人和故事，更加啟發我，看見人民如何突破自己。

德國之聲：警方否決支聯會的集會申請前，你們都很積極呼籲公眾繼續紀念六四，人們的反應與以往有所不同嗎？

鄒幸彤：我會說，打壓反而把人們連成一線。雖然人們的表達方式收斂了，但是支持其實是有增無減。當然我們在街頭宣傳時，民眾會很警覺現場的警察和記者，不敢待太久。支聯會一直被標籤為老一輩的組織，但今年即便年輕人都比以往更支持我們，我們在街頭聽到很多鼓勵。

德國之聲：對於香港人和支聯會來說，32周年後的平反六四之路象徵什麼？

鄒幸彤：支聯會希望展現這場抗展並不止屬於中國人、香港人，還連系全球所有人。專權所帶來的威脅不受國界規限，其國家鉗制、監控、假資訊等問題散佈全球。天安門的屠殺固然會一直是六四悼念的焦點，但這抗爭不光關於六四，而是一場抗衡中共專政的對抗。這32年來，它已經成為香港抗爭的一部分，標誌我們是誰。而且我們和獄中的戰友共同擁有這份信念，如果我們不再抗爭，那我們很快也會失去自由。

德國之聲：你從事中國人權工作多年，目前香港面對的整肅和中國內地有可比之處嗎？

鄒幸彤：八九年的時候，中國沒有香港般的公民社會，兩者是不同的。但是自習近平主政後，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情況愈來愈像。習近平上台後，強力打壓自二千年初開始蓬勃發展的中國公民社會。我認為中國當局正試圖把那一套路複製到香港，而且用一個更改善的方式實行，畢竟他們已經有經驗了。就此而言，香港的未來軌跡有可能跟中國近十年的發展有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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